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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女儿——记“双百”人物樊锦诗

来源: 甘肃日报  作者: 本报记者 谢志娟   2009-10-05 06:36  编辑: 宋犇


  睁开眼睛是敦煌,闭上眼睛是敦煌;欢喜是敦煌,苦恼还是敦煌……——樊锦诗

  感动中国

  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揭晓,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获得“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荣誉。

  9月18日,刚刚从北京载誉归来的樊锦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从内心深处来说,我没有觉得我有多突出,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何况还是大家做的。国家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想那是因为敦煌的影响大,做点事别人就知道了。”

  樊锦诗得知自己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时,还有些懵,“我有那么好吗?我只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做就是失职。”

  尽管对荣誉极为淡然,但当樊锦诗前往北京领奖的时候,还是感受到了无比的激动。“没想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我们一一握手”当时,站在钟南山和杨利伟之间的樊锦诗不由为“这么大的阵势”激动。“没想到,颁发的纪念章份量之重超出以往获得的任何一枚。”尽管获得过太多的荣誉,樊锦诗还是感受到了这一次的“最大最重”。

  樊锦诗百感交集:“这么大的国家走到今天不容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双百’人物中,很多人为国家献出了生命,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向秀丽、欧阳海、雷锋、焦裕禄……这些与樊锦诗同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名字,则勾起了她的许多回忆,“新中国成立后,仍有人为祖国献出生命,活着的我应该向他们学习。”

  尽管很激动,但樊锦诗的心里却极为清醒,“我想还是因为敦煌的影响大,很多人一生都很努力地工作,他们都很优秀,只是所处的位置没有敦煌影响大。”樊锦诗深深地意识到,“没有国家对敦煌的重视就没有敦煌的今天;没有常书鸿、段文杰几代敦煌人的不懈努力不会有敦煌的今天;没有无数人默默无闻的奉献,也不会有敦煌的今天。但现在,所有的荣光归在我一人头上。”

  去年,樊锦诗曾担任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甘肃站首棒火炬手,后来樊锦诗将火炬捐给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这一次,她也想好了,这枚“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纪念章,她也要捐给院史陈列馆。因为,“这些荣誉记载了敦煌的一段历史。”

  不解之缘

  地处西北大漠的莫高窟与来自江南水乡的樊锦诗之间有种不解之缘,这种不解之缘始于47年前。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第一次来到敦煌,这位祖籍杭州生于北京长于上海的女子被敦煌的大气瑰丽深深震撼。但与这种美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生活条件的极端艰苦:没有电没有自来水,风沙来时遮天蔽日,蔬菜水果算是奢侈品……听说有人在这里待了十年、二十年,年轻的樊锦诗忍不住惊呼:“天哪!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待下来的?”

  1963年,樊锦诗从北大考古系毕业了。因为实习时留下的良好印象,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点名要她,敦煌选择了樊锦诗。在留北京与远赴敦煌之间,樊锦诗选择了敦煌。

  告别恋人,告别城市。樊锦诗的人生从这里转了个弯。

  今天去莫高窟,仍能看到一尊名为《青春》的石雕:一位齐耳短发、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女手拿草帽,肩挎背包,整装待发。她的原型就是初到敦煌的樊锦诗。

  谁也想不到,樊锦诗,这位来自江南的娇小女子,在与城市隔绝、艰苦异常的莫高窟,不仅干得久干得长而且成就了一番事业。

  1967年,樊锦诗与相恋多年在武汉工作的同学彭金章结婚了,再后来樊锦诗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有了家却不像个家,一家四口人常常分作三处或四处。每逢周末,家在敦煌的人回去与亲人团聚时,樊锦诗最寂寞,想丈夫更想孩子,想得心苦。实在想得很了,就跑回河北农村去看孩子,那是怎样的场面,“一个黑黑的、傻乎乎的小孩站在门后怯怯地看着我”。几年没见,孩子不认识妈妈,妈妈也不认识孩子了。

  樊锦诗曾经想过:为家为孩子,应该离开敦煌。然而敦煌对于她已经是一块磁石,很难割舍了,“有许多课题需要我去做,特别是当上业务副所长之后,我的肩上又多了份责任。”

  对敦煌的责任让她放弃了大部分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作为女人,我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最终结束夫妻间20年牛郎织女生活的是爱人彭金章。1986年,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建者,在商周考古方面已有建树的彭金章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心血,追随妻子到了敦煌。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樊锦诗从此将一腔热血毫无保留地洒向敦煌。1998年,樊锦诗任院长,一种更为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充溢了她的整个身心:“莫高窟不能有闪失,研究院不能停步不前。”

  压在肩上沉甸甸的责任让樊锦诗更忙了,夫妻俩虽到了一处,但还是聚少离多。工作需要,樊锦诗经常外出,出去了也很少给老伴打电话,偶尔打回家里,也是因为联系不到哪个人了,让老伴当个传声筒。彭金章理解爱人:“没事打什么电话,公家钱不也是钱吗?”

  与那尊“青春”相比,樊锦诗老多了,头发花白,多病的身躯也更显瘦小。

  但很多人说,与47年前相比,莫高窟变年轻了!

  希望敦煌

  有人说,敦煌与樊锦诗互相成就了对方:如果没有敦煌,樊锦诗不会是今天的樊院长;如果没有樊锦诗,敦煌或许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声名显赫。47年,对千年的莫高窟而言只是短短一瞬,对一个人而言却是段长长的岁月,敦煌与樊锦诗就在这瞬间与沧桑中,让彼此的生命更加充盈。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界首开国际合作先河,先后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一些文物保护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曾有人说樊锦诗崇洋媚外,但这个认准了道路绝不回头的老太太,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事实证明,她坚持要走的国际合作之路使敦煌研究院与世界平等对话成为现实。

  樊锦诗对自己起初开展国际合作的动机毫不讳言,“最早,就是瞄上了人家口袋里的钱。后来发现,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理念更值得学习。再后来又发现无论管理还是技术,总得有人来掌握吧!”此后在国际合作中,锻炼、培养人才成为樊锦诗最为重视的一件事。合作中敦煌研究院坚持主动,一定要让自己的年轻人介入每个环节。与研究院已有多年合作经验的美国专家内莫·阿根纽先生与这位精明的合作者没少争论过,但他对这位常给自己出难题的老太太倒是评价颇高:“任何一种合作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樊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在她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也已形成了成熟的机构架构、人才架构。”

  说来难以置信:地处戈壁荒漠的敦煌研究院拥有的博士生在全国文物保护界位列第一!只知踏踏实实做事的樊锦诗当初发现这个事实也有些吃惊。多少年了,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她不知想了多少办法,磨了多少嘴皮,与人争了多少回,可就是没想过要创什么之最。

  可她还是高兴不起来:“敦煌有今天,是因为有一批人才。但我们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永远需要一流的人才,永远需要那种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项目科学家。”但她也明白:如今不是半个世纪年前她毕业的年代了,不能单纯要求年轻人只讲奉献不求回报。敦煌也不比繁华大都市,年轻人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工作待遇无可厚非。这些她都理解,甚至会说“要是年轻20岁,我也走。”

  有人“自投罗网”来此,她自是喜出望外,也不怕吓退来者,第一句话先告诉人家:“我们这儿条件可苦。”对那些成了家的再追问一句:“你爱人同不同意?”一些没被她吓退反而被她感动的人留下了。但这样的人毕竟很少,樊锦诗就想方设法把年轻人送出去培养。有时候樊锦诗也矛盾:要用人时,这个在国外,那个在进修,随即她又劝自己,眼光要放远。她好像从不担心出去的人翅膀硬了不再回来,只是告诉年轻人:“你们出去学,我给你们打杂。”

  在日本自费苦读7年拿到博士学位的赵声良回来了,在北大专攻东方学的博士后杨富学带着几吨重的书也回来了,他们说:“不回来,对不起樊院长。”樊锦诗却不晓得这些优秀人才回来是受她影响,容易受感动的她倒是一次次被这些年轻人感动:“一个洋博士,如果去别的地方待遇会更好。你看人家还是回来了。”

  樊锦诗重视人才,但决不迷信人才。在敦煌研究院,受重用的不只是有学位的人,只要出成绩,职称待遇一定会跟上。“没有真才实学,你是博士又怎样?吓不倒谁!”她总是鼓励年轻人放手去做事情,“什么事都离不开我不是好事,得让他们去锻炼。”

  樊锦诗爱惜人才,但她选拔人才有个标准:热爱敦煌,全身心投入。她可以容忍年轻人有毛病,但不能容忍他不爱敦煌。“有毛病怎么了?李白活到现在,好多人会说他是疯子。院里有个年轻人,整天牢骚不断,怪话连篇,可人家业务过硬,好多没人研究的卷子,他都啃下来了。他有毛病没关系,你可以剔除他的毛病用他的长处。”但她绝不会强留一个对敦煌没感情的人,一次,有个博士闹着要调走,樊锦诗一句挽留的话也没说,三天就办好了手续。

  说到院里的年轻人,樊锦诗的话就长了:“这个年轻人不错,爱琢磨。那个娃娃是个好苗子。”但她不愿当面夸年轻人,她说那是“捧杀”。院里的职工也常说:“老太太又‘骂’人了。”但所有人都明白这“骂”不一样,她是真希望年轻人能成事,心里急。这位让他们又敬又怕的老太太嘴上虽然“骂”,但该为年轻人创造的条件却是一点不含糊:改善住房条件、为分居两地的职工团聚想办法、设置奖罚条例……千方百计为职工干事业创造空间。“我是快退休了,可得想着敦煌的事业交给谁?如果不为敦煌培养好人才,我就是罪人!后来者比我强,我就知足了。所以我整天在扫描,看哪个年轻人有什么特长。只要有一批人,而不是一个人起来了,敦煌就有希望。”

  敦煌未来

  那么多优秀人才愿意来到西北一隅的敦煌研究院,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这里干事业的环境、氛围非常好。而院长樊锦诗的前瞻眼光是敦煌研究院在正确轨道上快速前行的保障。“北大教会我用脑子。”樊锦诗脑袋里装着很多事,这些事条条桩桩与莫高窟有关,样样件件与莫高窟真实、完整、可持续地存在下去有关。

  来莫高窟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游客接待量年年创新高。到了旅游旺季,因游客超载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湿气等对洞窟壁画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在多种场合,樊锦诗一遍遍重复着:“我们欢迎更多人来敦煌,敦煌永远不会将游客拒之门外。但游客超载的确让洞窟不堪重负,敦煌一年四季都很美,希望大家不要在夏季蜂拥而至。”

  为缓解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敦煌研究院在加快“游客承载量”课题研究的同时,在2004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樊锦诗同25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的提案,一经提出,就被全国政协十次会议列为重点提案。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思路,根据建议,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将利用虚拟洞窟来有效避免莫高窟目前面临的人为损害。有关部门经过调研后认为:“这个设想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了国外保护和开发文化遗产的先进经验,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敦煌莫高窟保护与开放的矛盾,而且对于全国类似的问题具有先导和示范作用。可以说利在当代,功在千秋。”2008年年底,总投资2.61亿元、以提案为原型的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开工建设。

  任何有形的物质都将归于无形,樊锦诗意识到,人类所做出的任何努力都只能延缓莫高窟的衰老,要将其永远留给子孙后代,数字敦煌势在必行。数字敦煌的核心内容是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洞窟有关的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文献、研究成果、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化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既能作为资料永久保存,又可以在洞窟外为游客演示。这一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史无前例的,无疑也是永久性无损保护敦煌遗产的最佳手段。

  樊锦诗为敦煌所做的打算甚至延续到了2025年,到那时,敦煌将被建成世界一流的古遗址博物馆。她说,“那时候我死了,至少是退了,但敦煌还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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